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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忙碌的世界里你要活得豐盛 文/何亞娟 走出電影院已近凌晨，整座城市漸漸入眠，一排排路燈和高樓窗口透出的點點燈火，溫暖著夜歸人。 已經記不清有多久沒看電影了，每天只顧埋首工作，連看一場電影都成了奢侈。 我有多久沒有戴上耳機聽音樂了？年少時買CD聽音樂都是種享受，現在可供下載的免費音樂那么多，怎么沒時間聽？那個喜歡聽音樂，走路踏著輕快的腳步嘴里哼著歌的女孩去哪里了？ 我有多久沒停下腳步看看這個世界的變化了？每天匆忙趕路，工作幾乎是生活的全部，錯過了春夏秋冬四季更迭的曼妙風景。那個喜歡圍著小城的護城河漫無目的地走，閑看花開花落云卷云舒的女孩去哪里了？ 我有多久沒有和閨密坐在一起聊聊天了？女人可以沒有男人，但一定不能沒有閨密。閨密是溫暖的羽翼，是堅強的后盾，是所有秘密都可以吐露的存在。那個和閨密坐在咖啡館就著一杯拿鐵聊生活聊愛情聊夢想，談笑風生的女孩去哪里了？ 漸漸長大，卻越來越偏離當初那個最純真的自己。常常有種被工作捆綁的感覺，好像一停下來就是在浪費時間，只能逼著自己像一顆陀螺一樣不停旋轉。因此，我的心情跟著工作起伏，工作能左右我的喜怒哀樂，我已經失去了最簡單的快樂。 有一回幾個朋友聚會，不知是誰提到工作中遇到的麻煩事并為此苦惱不已，有位朋友說：“我們沒必要為工作而苦惱，工作是為我們的開心服務的。” 工作是為我們的開心服務的？聽到這樣的話不是不震驚的。 很多時候，我們都以為工作是為了賺很多錢，買大房子，買車子，而忽略了工作的本質。 那么，工作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呢？ 對于這個問題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解讀。有些人工作是為了家人能過上幸福的生活，有些人工作是為了實現自我價值，有些人工作是為了追逐曾經的夢想。 即使解讀不同，工作的目的指向性卻是很明確的——都是為了更好地生活，更開心地生活。 沒錯，工作是為了更開心地生活。可為什么我們那么努力地工作，卻反而因為工作而變得不開心呢？ 不管是你用來謀生的工作還是熱愛的工作，總會有遇到不順的時候：辛苦努力卻得不到上司認可，和同事關系緊張不知如何緩解，在客戶那里受了委屈卻無處申冤，員工不給力時很多事情還得自己親力親為，任務太重感覺怎么加班也做不完…… 工作中的煩惱會接踵而至，有時都不給你喘氣的機會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比電視劇還要狗血。 于是，你很郁悶，下班了依舊為此郁悶，甚至自己的壞情緒還會影響家人。 問題的關鍵在于——工作的時候你已經被工作折磨了，工作之外的時間你仍然在被工作折磨。 有一天，你身邊的人終于忍不住說：“下班后老板又不給你發工資，你干嗎還為工作焦頭爛額啊？你能不能把工作和生活區分開？” 這句話瞬間點醒了你。 是哦，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從什么時候開始，你竟然把工作當成了生活的全部？！ 在公司你全身心投入工作，回到家后依舊跟作者溝通聯系，坐公交車時看的依舊是公司作者寫的文章，甚至你連做夢都是設計封面，你的24小時被工作承包了。 原來，不是工作束縛了你，是你把自己束縛住了。 是你沒有給自己看電影、聽音樂、旅行、和閨密聊天的時間，是你用工作來捆綁了生活，忘記了工作是為了開心地生活這個初衷。 常以工作狂自居的我終于明白了這個道理。 一直以來，我把做圖書的工作當作夢想，當作信仰，于是我為之竭盡全力。為夢想拼沒錯，但太拼壓縮了生活空間，降低生活品質就沒必要了。 意識到這一點，我開始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關系。回到家后把工作拋到一邊，找跟工作無關自己又喜歡的書閱讀，陪孩子講故事，和孩子一起上繪畫課，跟著孩子重新回到童年；每逢周末和家人出去走走，能陪著身邊的人感受風景，有種溫馨的愜意；年假時就一個人起程去廈門，在旅行中和自己對話，讓自己靜下來，明白自己最想要的究竟是什么。 以前總覺得只要不工作，不寫作就是在浪費時間，現在卻覺得千金難買心情好，讓自己心情愉悅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過得不開心，再好的工作又有什么意義？ 看著我站在廈門海邊、笑得一臉燦爛的照片，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個簡單快樂的自己。 我忍不住嘴角上揚。你沒有變，你還是當初那個因為一點美好就能喜悅好久的自己。 沒有誰活得特別輕易 追逐夢想，才能活得精彩 活得太累，只因索求太多分頁：123
越幸福，就越能成功 “幸福的人都不怎么聰明。” 在給紐約一家大銀行做演講之前，我和一位股票交易員進行了簡短的交談。我想他一定以為我也是做股票交易的，結果我們的談話讓我感到有些尷尬……因為我這次演講的主題就是要探討幸福。 “幸福的人有好多事都不懂。”他繼續說道，“他們不明白市場是如何運作的，也不清楚公司為什么會倒閉……” 這類觀點并不少見。我們的文化認為幸福的人都智商不高、自欺欺人或淺薄無知。“無知是福”這一說法廣為人知。但事實上，我們整個社會對幸福缺乏根本的認識。 每個人都碰到過這樣的人：他們聰明但不幸福，或者他們事業成功但也不幸福。我在哈佛大學和對《財富》500強企業進行的研究中，就經常碰到這兩類人。當你碰見這兩類人時，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：幸福與成功或智力毫無關聯，甚至是對立的。 然而，近十年的研究表明，這兩類人（聰明但不幸福，和成功但不幸福）實際上都遠遠沒有發揮出自己的聰明才智。因為如果你提高他們積極情緒的水平，他們的認知能力和成功率就會提升。（勵志電影 www.lz13.cn）幸福的真正實質是，每個人都擁有一定的潛能——無論是智力、運動能力、音樂才能、創造力還是生產力方面的，當我們樂觀積極，而不是消極或感到無所謂時，我們的潛能就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。 例如，我們的身體會釋放一種神經化學物質——多巴胺，它幫助我們體驗快樂和幸福，不過它還有一種輔助功效：能夠激活大腦的學習中心，讓大腦成為吸收知識的海綿體。 你一定有過這樣的經歷。上學的時候，你臨時抱佛腳參加某次考試，心里很焦慮，考試過后，哪怕只過了三天，你可能就不記得所學的內容了——即使這些知識會對你的工作有幫助，或者你需要這些知識參加Jeopardy知識問答節目。 但是，你很可能還記得十年或更久以前的老歌詞，即使這些信息對你沒有什么用（除非你經常去唱卡拉OK），你的大腦還會保留著。這其中部分是由于音樂類型的緣故，還有一部分則是因為多巴胺激活了大腦的學習系統。 在心理學實驗中，某種“刺激”會讓人體驗到某種情緒，然后我們就可以看到新狀態會如何影響人們的表現。你可以給予人們一些小的恩惠，從而激發他們變得更加利他。你讓一個四歲小孩回憶最快樂的事情，他就會變得很開心。這時候，他的空間記憶力會大幅提升，拼積木的速度可以比正常孩子最多快50%。醫生的情緒一旦積極起來，他們做出正確診斷的速度會比消極的醫生快19%。在情緒樂觀的時候，銷售人員的銷售額會增加37%。事實上，對企業員工進行的薈萃分析表明，當員工的大腦處于積極狀態時，幾乎每項業務結果都提升了。因此，幸福是一種重要的優勢。 事實上，在現代經濟中，幸福是唯一最重要的競爭優勢。據估計，只有25%的工作成就歸功于你的智力和技能，盡管我們的教育大多花在這上面，大多數公司也是根據這些因素來招募人才。75%的長期工作成就則依賴于你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：樂觀心態、創造社會支持、將壓力視為挑戰而非威脅。 也許那位股票交易員的意思是，幸福的人淺薄無知，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世界存在諸多問題。我們經常錯誤地把“深沉”的人和憂心忡忡的人相提并論。電影反映得越黑暗、結局越缺乏救贖，人們就越認為它具有藝術性。畫家或音樂家的生活越混亂，我們就越認為他們具有創新力。但事實并不是這樣的。在逆境中，人們需要一種難以置信的深沉來保持樂觀向上的心態。實際上，消極情緒來自大腦中對恐懼和威脅做出反應的最原始區域。意識到消極情緒是很容易的，但要制定出積極應對挑戰的認知策略，則需要大腦中更高級的功能區域。 芭芭拉·弗雷德里克森（Barbara Fredrickson）等研究人員發現，當我們處于消極狀態時，我們的大腦會選擇“抗爭或逃避”來應對外部世界。但當我們處于積極狀態時，大腦則會選擇“拓展和建立”，讓我們能夠創造新的成功模式，拓寬大腦可以處理的各種可能性。 如果你想看看自己的大腦在工作或學習中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，那么在你應對挑戰前試著去提升你的幸福水平吧。 從有關幸福的好處以及積極情緒如何提高工作業績的研究中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的結論：保持幸福是一種明智的做法。分頁：123
大學教師黃燈與她的農村親人 文/朱詩琦 黃燈以揭示農村困境而成名。2016年春節期間，她所寫的《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》一文引爆輿論。那篇文章以農村兒媳的視角，近乎慘烈地呈現了一個農村家庭嚴酷的生存境況。 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感到為難，鄉村雖負載著舊日的美好回憶，現實的重重困境卻令人生畏。黃燈也常覺無能為力。 在新書《大地上的親人》里，黃燈寫了三個村莊里的親人的經歷，大抵是他們如何遠離傳統的鄉村生活、如何在城市中謀求生存的故事。寫書有明確的訴求，黃燈說：“我要以親人的個案告訴大家真相，那些在城里面的農村人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。 出身農村的知識分子的情理困境——但知識界也讓她失望。她期待中的知識分子應是關切社會、有所擔當的群體，但她發覺自己身處一個封閉的圈子，“大部分人為了個人的一些東西奮斗。” 去年春節，黃燈回農村老家時，三個堂弟湊過來，說：“燈哥，你把姐夫家的事寫出來了，那我們的事你也可以寫寫。” 當地方言中沒有“姐姐”的稱謂，“燈哥”即是燈姐。堂弟們樂意提供自己在廣州打工的經歷，因為文字在親人眼里很神圣。 另一位表弟的狀況則讓黃燈有些拿不準。他吸過毒，坐過幾次牢，好不容易跟家里人修復好關系。她試探地問：“把你吸毒的經歷寫進去，沒關系嗎？” “寫也沒關系。”表弟信任她，坦然講出當年為賺取毒資而搶包的種種細節，甚至拿出好些從獄中寫給妻子的信件。 在新書《大地上的親人》里，黃燈寫了三個村莊里的親人的經歷：她作為外省女子嫁入的湖北村莊豐三村、她出生的湖南村莊鳳形村，以及外公外婆生活的隘口村。他們共同的身份是農民。農村留不住人，這些親人的經歷，大抵是他們如何遠離傳統的鄉村生活、如何在城市中謀求生存的故事。寫書有明確的訴求，黃燈說：“我要以親人的個案告訴大家真相，那些在城里面的農村人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。” 她正是以揭示農村困境而成名。2016年春節期間，黃燈所寫的《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》一文引爆輿論。那篇文章以農村兒媳的視角，近乎慘烈地呈現了一個農村家庭嚴酷的生存境況：姐夫因工程欠款而破產，哥嫂打工十多年的報酬也因此無法收回，婆婆去世，妹妹出家，丈夫雖然通過讀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，但作為大學教師的他卻無力解決親人的苦難。 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感到為難，鄉村雖負載著舊日的美好回憶，現實的重重困境卻令人生畏。黃燈也常覺無能為力。她在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任教，說話時還帶著汨羅農村老家的鄉音。“他們過得太艱難了，”黃燈為這種無聲的悲劇感到不平，“去世以后就像一陣風一樣，不會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任何蹤跡。” 困惑 1999年，黃燈就讀武漢大學中文系研究生。那年全國研究生錄取人數不到8萬，而她報考的中文系僅21個名額。學校里彌漫著精英意識，也有些遠離現實的輕松。她印象很深，同窗們成天談論出國、考GRE或者男朋友。 知識界讓她失望。她期待中的知識分子應是關切社會、有所擔當的群體，但她發覺自己身處一個封閉的圈子，“大部分人為了個人的一些東西奮斗。” 那一年是黃燈思考的起點。她后來對農民親人的關切、底層立場的堅定，源于對知識界的失望。“我一直覺得學術應該解決很多現實問題。讀書并不完全是為了改變命運。”黃燈說，如果是為了好的出路，她不會繼續讀博，而是在碩士畢業時工作。 2012年，已為大學教師的黃燈在文學刊物《天涯》上發表了《知識界的底線何在》一文，批判知識分子喪失學術的良知，放棄對知識和真理的探索，而熱衷于交易和利益，為拿課題、發論文賣力奔走。其結果是，知識生產成了概念的空轉，與真實的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不再發生聯系。 她知道另一種生活。與學院派知識分子不同，1995年，黃燈從湖南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后，被分配到岳陽一家苧麻紡織印染廠工作。 工廠的生活讓她見識了人生的殘酷一面。1997年，國企改革，要求干部到基層當工人，她從機關文秘調到車間做擋車工。在短紡車間，她學會了梳棉和并條兩個工種，每天8個小時工作，三班倒。車間的師傅很同情她，近視眼本不適合在一線做工人，她操作的梳棉機曾經吞掉一個女孩子的手。在工人們看來，在國企上班意味著一輩子衣食無憂，工資不高福利不少。但變故接著發生，1998年，受香港金融危機影響，工廠效益變差，連體力活也沒得做。 下崗那一年，黃燈24歲。她切身體驗了什么叫作“社會轉型的劇烈變動”、什么叫作“改革陣痛”。那意味著每個月不到80元的工資，一個大學畢業生突然無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，也意味著同車間的工人師傅們養不起家了。她耳聞目睹了國企改制下的種種慘劇，她要再一次靠考學改變命運。 一年后她如愿讀研。進入學院系統后，黃燈發覺，過去的生活都消失了。輕松體面的校園生活常讓她有不真實感，上一刻還灰頭土臉地在工廠，為總也弄不好的滾軸而苦惱，轉眼她已經坐在圖書館，讀書、寫作、聽音樂，那些不堪的過往似乎從未發生。 “那些從來沒有工作過的孩子，他們就是天真很多。” 黃燈說。那時，她在校園里顯得憤世嫉俗，看不慣有學生為了獎學金評比而背后告密，也不能心平氣和地對待學術。討論課上，她常常選擇啟蒙話題，“理論功底很差地大放厥詞。”她不能接受大學同學的自命不凡，“好像其他人的生活跟他們沒什么關系。”導師曾數次提醒：你的心境不夠平和。 黃燈沒有告訴導師她的下崗經歷，除了舍友，同學也不知道她經歷了什么。那時，她覺得這種經歷上不得台面。讀研前她的學歷是大專自考本科，這也讓她在那些本部研究生的優越感中選擇沉默。 虛偽的東西 2002年中秋節傍晚，堂弟黃職培敲開了黃燈宿舍的門。他拎來一盒精裝月餅和一箱國產牛奶，要看看這位數年未見的姐姐。 “你第一次在廣州過節，一個人太冷清。”堂弟放下禮物，沒有接受與黃燈一起去食堂吃晚飯的邀請便匆匆趕回工地。 黃燈在中山大學讀博士。而堂弟初中未畢業便南下廣州打工，離鄉時不滿14歲。姐弟倆雖有血緣關系，人生際遇卻大相徑庭。異鄉重逢，黃燈看到，眼前的堂弟“盡管有一張年輕的臉孔，終究難掩農民階層的氣質”。 早年在武漢讀書時，黃燈就知道湖南老家有好些親人在廣州打工。她還聽說，他們當中有人賭博，甚至吸毒，聽起來就像“另一個世界的人”，這些人不能惹。 “有些吸毒的人知道你住哪，可能會為了毒資找你。即便親戚不來，他的朋友也可能來找我。”黃燈說起她那時的心思。弟弟過節時主動來訪，讓她忽然羞愧，好像身上虛偽的東西被揭開了。 堂弟的來訪成為她重建與親人聯系的起點，也是新書寫作的起點。她很震撼，這個印象中一直很可憐、沒得到什么愛的弟弟，“依然懂得去關心親人，依然保存了悲憫和愛的能力”。在書的序言中，她自我反思道：“這些基本的情感，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學生涯中，被日漸生硬、冰冷的知識稀釋。反觀自己的生存，我發現知識的獲取，不過讓我冠冕堂皇地獲得一種情感日漸冷漠的借口，進而在規整、光鮮、衣食無憂的未來圖景中，悄然放棄了對另一個群體的注視。” 每逢傳統節日，黃燈跟著堂弟，一次次穿過城中村的街道，見識了什么叫作“一線天”、“握手樓”、“蝸居”，見識了什么叫暗的生活。而在這些地方，黃燈通常是禮遇的對象，接受同鄉們臘魚臘肉的招待，去“改善生活”。她覺得自己有義務走進這個群體，看看他們怎么生活。 一位親戚住在兩平方米的房間里，沒有窗戶，用5瓦的燈泡，很得意：“用這種燈，電表根本不會轉。”她奉行“賺不到錢就盡量不花錢”的生存原則，在陰暗、逼仄的出租屋里一住十幾年，一心為了湊齊給孩子讀書的學費。而堂弟，在母親早逝、父親不顧家的家庭長大，初中沒畢業就到了廣州，靠打零工混飯吃，15歲時因沒辦暫住證還被關過收容所。 她有一個表弟，有段時間經常吸毒。他父親主動舉報，因為被公安局抓走還可以保住一條命。家里人見他屢教不改，說“不戒毒就拿瓶農藥算了”。但他也有豪爽、富人情味的一面。黃燈在老家休產假那年，表弟送來三百元，他每月靠給人打工掙八百，那三百塊皺巴巴的，五十塊、十塊、五塊湊在一起。 2006年，博士畢業后，黃燈訪談了一批在廣州、東莞打工的親人，打算寫一本書作為記錄。他們將家鄉的人際模式復制到了南方，在異鄉講著家鄉土話、吃著過年帶來的臘味、打著家鄉的麻將和撲克、開著家鄉的玩笑，這些都讓黃燈感到親切。但另一方面，打工的艱難和無奈又刺痛了作為旁觀者的黃燈。她說，那時她看待廣州的“臟亂差”問題都有了新的視角，一想到自己的親人也是其中一份子，那些腌臜似乎也變得可以容忍。 黃燈的專業是現當代文學。2003年，她嘗試寫一本書，發現大學讀書的日子幾乎是空白，太輕了，反倒是工廠生活的經驗不斷涌入，“讓我明白了什么樣的生活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。” 在2003年，她確立了自己的底層立場，以及對學院派的反思。下崗經歷不再讓她羞愧，她主動去接近打工的親人們。“所有的轉變都涉及到我對精英的認識。”黃燈說，“以前對精英有價值觀上的認同，現在他沒有精神上的高貴性，更多是利益的追逐。既然這個群體的神圣感消失了，那我也可以坦然面對我自己了。” 親人 新書完稿后，黃燈的丈夫楊勝剛看了后兩章，內容是妻子家的兩個村莊，而第一章里寫的自家親戚，楊勝剛卻跳了過去，他甚至沒怎么看“鄉村圖景”一文。 “不想看。”少言寡語的楊勝剛簡短解釋道，他不愿意回顧家里的痛苦。作為家中惟一靠讀書改變命運的人，楊勝剛卻不能改變農村親人在底層掙扎的命運。他熱愛文學，與黃燈是同樣的專業。教書這份職業給了他不少樂趣，但他畢竟是舉家族之力培養出來的大學生，母親在世時常常念叨，要是他做大官就好了。黃燈說，丈夫覺得喜歡文學是對家庭的犯罪。 “很多人沒走出來，我覺得我丈夫都有一點天然的自卑感。”黃燈說。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在城市與農村兩個身份之間糾結。這種糾結彌漫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，黃燈在書中寫道：“他（丈夫）愈是沉默，我就愈能感受到過去家庭施加給他的痛苦和壓抑的深重。……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個長長的陰影，只要還有家庭成員處于不幸和痛苦中，逃脫的個體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該具有的輕松、愉悅。” 2004年，因為一篇《今夜我回到工廠》，黃燈與同在中山大學讀博的楊勝剛相識。黃燈在文章里敘述了幾位國營工廠師傅下崗后的艱難處境。楊勝剛被其中的真實性打動，“從沒見身邊的人寫過這些。”他給黃燈寫郵件，講起農民的苦難：“極度的貧困使他們只能緊貼著地面卑微地生活。” 2005年，黃燈第一次去楊家，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房子建起來十多年，但二樓根本沒裝修，裸露的鋼筋和預制板讓她想起小時候見到的窮人家。“十幾年前，男方是博士，就是比較精英的人才，不會把經濟狀況作為考量條件，那時房價也便宜，沒有‘鳳凰男’這種說法。”黃燈說。她從小對物質的貧乏沒有什么感知，2007年兩人結婚，家里的事情越來越多，她才體會到丈夫當年郵件中所說的農民的苦難。 在丈夫楊勝剛的家族，由于家中境況稍好的妹妹出家、四姐夫破產，無人分擔重任，楊勝剛和黃燈夫婦成了惟一的資源索取對象。黃燈曾跟老公抱怨，大哥、大嫂太不努力，“我娘家親戚也在廣州打工，每個月也可以掙兩三千。”但她了解之后就釋然了，哥哥待在農村幾乎沒法掙錢，棉花一塊多一斤，菜籽油十幾塊一斤，而外出打工十多年，薪水卻因工程款拖欠而收不回來。他們每年兩萬元左右的資助，是大哥一家的活命錢。 “很多農村家庭兄妹中只有一個考出來，大部分都比較弱，說實話大部分人都會幫。”黃燈說，她能理解這種關系，因為父母一直在幫助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員。 “這種關系不對等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現在的付出是因為他們以前對你付出了，其實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回報他們當年的付出，比如當年沒讓我老公輟學。”她說。她只希望親戚能體諒自家難處，有時候也會想丈夫為什么沒學理工科。 哥哥嫂子有時會對她說，“你孩子小，我們家沒幫你們帶過孩子”，或者“你們在城里買房，也沒錢付首付”。黃燈覺得他們是明白人，并不認為別人的周濟理所當然。春節回鄉，哥哥、嫂子早早等在村口，接他們回家，那個時候，黃燈說，天然的親情還是會給你安慰。親人之間要講情感，而不要那么講道理，這是父母那邊的大家庭教會她的東西。 黃燈初到廣州的那段時間，曾刻意回避農村親戚，擔心自己成為他們索取的對象。博士畢業后，受夠了搬家的折騰，黃燈決定在廣州買房，首付二十多萬，她手頭只有五千塊。 她向身邊的同事朋友借錢，結果卻讓她失望。有朋友很爽快，但也有關系很好的朋友，表現得十分警惕，找借口拒絕，“恰好這段時間沒錢。”“像我這種人，一般是覺得別人會借，我才會開口。”黃燈說。 倒是農村親戚們二話不說地幫了忙。在廣州打工的親人借了錢，甚至丈夫家那位有六個孩子的大姐，也借給他們一萬塊。大家庭的互助力量很大，聚少成多，加之同學、老師的幫助，湊齊了首付。這件事讓她知道了“朋友還是和親人不一樣”。 學者梁鴻有本《中國在梁莊》，寫的是農村現狀。黃燈覺得梁鴻比她冷靜，梁鴻有一個村莊的意象，而在她這里，核心是人。她從親人的角度切入農村困境，挑選了老中青不同時代的親人的經歷，以反映轉型期的中國農民的遭遇。“我的親人是最普通的親人，他們是沒有任何特殊性的，他們的命運也是最普通的農民的命運。”黃燈說，她相信這種最普通的東西會有代表性。 在黃燈的童年記憶里，鄉村是美好的，然而，對身為留守兒童的侄子侄女而言，他們回憶自己的童年會是什么感覺呢？他們沒有寫作能力去表達自己的痛苦，但黃燈有。（來源/南方人物周刊） 為什么說農村的孩子越來越難出人頭地？ 博導調查：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 我是山里人，來自農村分頁：1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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